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陷人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遭受到成立以后從未遇到過的嚴峻考驗。面對反動派的血腥屠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繼續戰斗了。
八七會議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
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革命后，國內政治局勢陡然逆轉。神州大地籠罩在屋風血雨之中，中國革命處于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
在嚴酷的斗爭和血的教訓中，，黨深刻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就無法擔起領導中中國革命的重任，就無法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就無法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不進行武裝反抗，就無異于坐以待斃，聽任整個中國變成黑暗的中國。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兩萬多人，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一槍。經過4個多小時激戰，起義軍占領南昌城。隨后，根據中央的計劃，起義軍撒離南昌，南下廣東。10月初，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軍會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移到湘南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南昌城頭的槍聲，像劃破夜空的一道閃電。南昌起義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開啟了中國革命新紀元。自那時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就英勇投身為中國人民求解放、求幸福，為中華民族謀獨立、謀復興的歷史洪流，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連在了一起。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是個正確的方針，是黨在付出了大量鮮血的代價后換得的正確的結論。出席這次會議的毛澤東在在發言中突出地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為挽收批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八七會議后，黨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組織，發動武裝起義。
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并領導秋收起義。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將參加起義的各路武裝5000余人統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于9月9日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攻打中心城市長沙受挫后，毛澤東果斷改變計劃，率部隊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決定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9月29日，毛澤東領導起義軍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由此開始改變起義軍中舊軍隊的習氣和不良作風，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是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
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發動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占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蘇維埃政府，但終因敵眾我寡，第三天即告失敗，張太雷和許多革命者壯烈犧牲。參加這次起義的革命伴倡周文雍和陳鐵軍不幸被捕。1928年2月， 兩人在廣州紅花崗刑場舉行了悲壯的婚禮，從容就義。
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又- -次英勇反擊。實踐再一次證明:面對國民黨新軍閥在中心城市擁有強大武裝的形勢，想通過城市武裝起義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
到1928年初，黨還領導了其他一系列武裝起義，比較重要的有:海陸豐起義，瓊崖起義，黃安、麻城起義，東固起義，弋陽、橫峰起義，萬安起義，湘南起義，桑植起義，閩西起義，確山起義，渭南、華縣起義等。這些起義雖大多數由于敵強我弱、領導者實行錯誤政策或客觀條件不成熟而失敗，但表明革命的火種是反革命軍事鎮壓撲滅不了的。因為這是正義的、符合廣大人民要求的。一些起義部隊在數省邊界地區的偏僻山村堅持下來，開展游擊戰爭，為以后紅軍和根據地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黨的六大
這一時期黨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但革命形勢依然處于低潮。由于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政治上還不成熟，對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等重大問題，黨內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因此，召開-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刻不容緩。由于國內白色恐怖異常嚴重，中共中央報請共產國際同意后，決定黨的六大在蘇聯召開。1928年6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大會通過關于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等一系列問題的決議，，以及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系員會。
大會科學分析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過去，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六大把工作中心從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轉到從事長期的艱苦的群眾工作，確定以爭取群眾作為黨的首要任務，把“左”傾作為主要危險來反對。這是黨的工作方針的一-次重要轉變。
大會通過的黨章，詳細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并在黨員管理制度和黨的組織機構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規定。
黨的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在黨內思想十分混亂的情況下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六大以后，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領導開展群眾斗爭，中國革命出現走向恢復和發展的局面。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向贛南閩西進軍
大革命失敗后，集中體現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是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
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帶領起義軍首先來到井岡山。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選擇在這里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因為:這個地區的群眾基礎比較好，大革命時期湘贛邊界各縣曾經建立過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這里的部分舊式農民武裝，愿意同工農革命軍聯合;這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圍各縣有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便于部隊籌款籌糧;地處湘贛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比較遠，湘贛兩省軍閥之間又存在矛盾，對這個地區的控制力量比較薄弱。
毛澤東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破裂的有利時機，全力進行邊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1927年11月，成立湘贛邊界第一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1928年2月中旬，打破江西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地區的進攻。至此，井岡山根據地初步建立，邊界黨的組織也逐步建立起來。
對工農革命軍，毛澤東要求改變過去軍隊只顧打仗的舊傳統，擔負起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1928年4月，他又總結部隊做群眾工作的經驗，規定部隊必須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以后六項注意又發展成八項注意。這些規定體現了人民軍隊的本質，對于正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軍民關系和瓦解敵軍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湘南起義衣軍一萬余人陸續轉移到井岡山地區，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從此，他們領導的軍隊被稱為“朱毛紅軍”。5月，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大會選舉產生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贛邊界特委。
毛澤東、朱德在連續打退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概括出游擊戰成爭的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我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領導紅四軍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在同國民黨軍隊八九個團甚至十八個團兵力的戰斗中，不畏強敵、不畏艱難，使根據地日益擴大。
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是同土地革命分不開的。根據地建立之初，分田只在個別地區試行。隨著根據地逐步鞏固，1928年5月至7月，邊界各縣掀起分田高潮，年底頒布井岡山《土地法》。廣大貧苦農民從分得土地的事實中認識到紅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奮斗的，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發展。這是井岡山根據地能夠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井岡山時期留下的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井岡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堅定信念、艱苦奮斗，實事求是、敢闖新路，依靠群眾、勇于勝利。
1928年12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又以3萬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后同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五軍主力會合，并向閩西發展。1930年春，贛南根據地和閩西根據地形成，先后成立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為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了基礎，并對各地區紅軍游擊戰爭的發展和根據地建設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